“为一元钱，维权了两年。”据媒体报道，2024年2月9日，北京市民陈音江在使用共享单车时遭遇异常，折腾许久无法正常关锁，最终只能缴纳一元调度费完成还车。随后，陈音江踏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。
陈音江的遭遇，戳中了许多消费者的痛处。外卖迟到、商品有瑕疵、遭遇隐形收费，涉及金额不过几块、几十块。消费者若是较真，时间、精力、金钱成本算下来，远远超过损失本身；若不较真，心里又堵得慌。最后，不少人选择了沉默。一次次的“算了”，表面上是个人的无奈妥协，累积起来却成了纵容不良商家的温床。
消费者之所以放弃维权，是因为维权成本太高了，沟通、投诉、调解，一套流程走下来让人身心俱疲；为了维权付出的检测费，乃至交通费、律师费等诉讼成本，都远远超出了索赔金额。商家正是看准了这点，用拖延和推诿抬高了维权的门槛。
破解这个困局，不能光靠消费者个人“死磕”和“较真”，得从整个消费链条上想办法，实实在在地把维权成本降下来。
首先，平台不能只当“甩手掌柜”。作为交易的组织者，平台有责任也有能力在纠纷调解中发挥更大作用。推行小额纠纷先行赔付，就是个不错的办法。在合理的金额范围内，只要消费者举证初步成立，平台可以先垫付，再向商家追偿。这能极大简化流程，让消费者快速得到反馈。对那些反复侵权的商家，平台也要“动真格”，下架商品、限流、扣除保证金，提高违规成本。同时，平台在消费者维权时，有义务协助提供交易记录、直播视频等证据，不能以“保护隐私”为由一推了之。
其次，监管要更精准。跨地域维权难是个老问题，消费者在本地下单，商家注册地却在外地，自然加大了监管受理难度。对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处理规则，比如对平台内商家的投诉，可以由平台公示地址所在地或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。
司法救济的大门，也应该开得更大些。小额消费诉讼标的额小但涉及面广，对此，能不能探索更便捷的集体诉讼制度，让成千上万遭遇同类“微侵权”的消费者能“抱团”维权，分摊成本？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，或许也可以适当放宽，让更多机构有能力为消费者代言。
消费金额不分大小，都连着消费者的切身利益。日常的衣食住行，就是一笔笔小额消费构成的。只有当维权不再是费时费力的“马拉松”，消费者才能敢消费、愿消费，市场也才能在公平与信任中获得更健康、更长久的活力。（陈广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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